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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业的现状和出路：我们正远离一种传统

　　某些内容确实深有同感。我看电子书，但也看实体书（借），书价虚高质量变差（虽说硬件等变好了，可那不是根本。就象网上有制作者就是将包装换一下就飞快做出了一本书一样，是有存在的价值，但我不认为值得大力提倡，而更有的书，我觉得实在没有制作的必要，太垃圾了），太多的干扰了。

　　[b]出版业的现状和出路：我们正远离一种传统[/b]

　　刘苏里（北京万圣书园总经理）
　　卢跃刚（中国青年报记者）

　　卢：“冰点”今年6月扩版以后，我们一共发了5篇关于出版业的报道，最近3期，以“文化理想主义的困境”为栏题，连续发表了3篇特稿，《“谁能够把邹韬奋的存在灭掉呢？”》、《谁都有胆儿编辞书》和《中华书局之变》，意在以中国近代以来出版业的三大名社为载体，来探求中国出版业之兴衰。今天我们要做的是第四篇文章。我想请你从一个民间学术书店从业者的立场和角度来谈谈出版业的现状和出路。
　　刘：作为一个出版业的观察者、曾经也是介入者来看出版业的症结所在，问题首先出在结构方面。意识形态管制不说了，结构性问题主要体现在行业的公营垄断和管理部门下场踢球，与民争利。虽然“灰色地带”（出版商）大量出现和存在，出版行业仍然是一个被体制严格控制和限定的行业，行业资源高度集中并缺乏严格有效的监督机制。
　　卢：出版社不是已经进行了全面的“改制”？
　　刘：关于改制的话题太长也太深，这里只从一个侧面做一点剖析。比如说“财政拨款”，其实早在1992年前后就已经被取消了，可是事实上被取消的只是直接拨款，各种隐性的出版补贴仍然存在。说到这里，需要先追溯我们国家的出版体制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它沿袭的仍是苏联的模式……
　　卢：今天出版业之格局体系，其整体仍然是20世纪50年代的体系。
　　刘：的确如此。1949年以后是“人民”字头的出版社占主导地位，改革开放后，也就是这15到20年的时间，发生了一些变化，裂变出了以下几类出版社，比如大学出版社、城市出版社、部委出版社，甚至准部级的如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地震总局、国家气象局等都有自己的出版社。还有一种裂变，即从各地方人民出版社中生出了各地的美术、少儿、文艺、科技、教育出版社等等，它们构成了各种利益格局中的某一环节。
　　卢：还有媒体出版社，比如光明日报出版社、南方日报出版社等。
　　刘：这些裂变出来的出版社，都还是隶属于某个公权系统，它们可以在各自所属的系统内部分配到许多利益。比如一个行业的标准读物，一般的学习性读物，更不用说隶属于此系统学校的教材、教参，自然由其出版社来出版。
　　卢：你的意思是，出版体制的问题不仅有控制，另外还存在纵向的利益分配关系，形成了一种事实的“垄断”？
　　刘：比如说出版社很少出现从业者失业下岗问题，为什么？因为它可以用非市场的或者说在利益格局下的被分配的方式获得大量利益。举例来说，某中央大社靠出版一本分配给它的（或者必须由它出版的）政治读物便可以养活该社好几年。垄断利益是巨大的。很多出版社都可以一本书吃天下。由此看得出“暗补”对出版社存在的意义了。如果大家都在健康的市场环境下从事生产，有着巨大利益的出版项目，是应该在出版商之间竞标的，充分体现公平与竞争原则。再比如说教材、教参出版这块肥肉，由于取消了各教育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利益的分配掌握在教育最高管理当局，如今各出版社都拼足了劲要从当局取得某种教材、教参的出版权，不就是因为此中存在巨大利益吗？
　　卢：听了你一番话，我有些迷惑。为什么一方面出版业一片繁荣，另一方面却说好书雕敝，品质越来越低下，出版从业人员职业素质差？你说出版业存在垄断，缺乏竞争，可是从某些现象上看又不是，竞争激烈得很哪！
　　刘：问题的确有其复杂的一面。关于表面的繁荣和充分竞争问题，有三方面的情况需要注意。第一，参与竞争的实体，除了出版社，还有民营出版商；第二，各出版社的领导、编辑，主要还是读书人，他们还是期望本社能够出一些好书，他们大多还有一些知识者的道义良心和理想追求；第三，行业评比体制的作用。比如“五个一”工程评比，国家图书奖的评选，还有各系统、行业、地方所设的种种奖项，特别是“优秀出版社”的资格认定，关系到书号资源的分配，哪个出版社的领导人敢不重视？ 再来说你提到的出版物品质下降的问题。这20多年来，出版物的装帧、版式设计等越来越被重视，而内容的品质却在持续下滑。不要说纯粹的制作技术问题，比如倒版，版心不正，野胶，倒行，白页，比比皆是；但就内容方面说，比如译文的核校，文字校对，背景知识的核实，写作修辞的校改，错字别字纠正等等，问题更是触目惊心。举些好笑的例子给你听吧，post－capitalism（后资本主义），有译者竟译为“邮政资本主义”，把有名的“香奈尔五号”香水译成“第五大道”，不说译文本身，编辑们都干什么去了？日前新出的一本书，一本极好的书，出版社也是响当当的，可其中有一处，讲到托尔斯泰关于“刺猬和狐狸”的比拟，译者将“托尔斯泰”错译成“托洛斯基”，出版社的编辑楞是编校不出来！若读者不知此语出处，真是贻害无穷。这些还都是翻译作品的编校问题，至于汉语写作的编辑功夫的丧失，问题更为严重。你知道吗？现在出书都在比速度了，谁能在15天、30天把一本书出版，行里人把他们奉为英雄。 说到这里，我在想，这些问题并非只是出版业的问题吧？在其它行业不是也存在这样一种“粗心和急躁”心理下的制造品吗？也许，这是一个社会转型期各行业存在的普遍问题——因急功近利而导致职业道德沦丧，假冒伪劣而不受或少受惩罚，追求品质便可能吃亏。这里我们是否还可嗅到“多快好省”之遗韵？但什么都占了，就是“好”字被省掉了。
　　卢：但是书毕竟还是精神产品，出版行业是一个社会文化的基石。如今却生产出这么多残次品，这个行业的规矩和标准已经丧失了吗？前不久，有人告诉我，光明日报出版社出了我一部上下卷的选集，我说不知道啊，拿来一看，已经出版两年了！根本没有授权！还有，我看很多书出得不好，原因是许多任务序和流程被省略了。我们不能光说体制和行政管理不好，业内人士是不是也要对职业标准的沦丧负责任？
　　刘：对啊，这个行业原来是有严格标准的啊。1949年前后的体制，出版从业者，他们都是有传统继承下来的。那时编辑是有理想的，他们以发现作者、激励作者为己任，乐此不疲地与译著者商量着改正错误，务求完美。现在这种职业素养却是越来越淡化了。在畸形的商业化环境下，组稿和策划被重视，而文本的编辑和锤炼却被忽视。这里我举两个相反的例子，我认识一位荷兰的汉学家，他写作了近8年的稿子被兰登书屋看中，就20万字，编辑却花了8个月的时间，反复与他商讨修改意见。另一个例子，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最近引进的一本关于科学文化的书，其英文版居然编了3年之久，最后寄来的核红样仍被改得一塌糊涂。因为该书涉及的主题每隔几个月就有一些研究进展，作者和编辑都希望新进展加进来，一改再改，3年！3年编成的好书是有望流传30年、60年，而30天编成的书，贬值的速度也许比出版速度还快。
　　卢：萝卜快了不洗泥。
　　刘：萝卜快了必定不洗泥。出版品质在下降，行业标准在丧失，其原因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分析。第一是商业化的因素，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催促出版商更快地生产产品，速度牺牲品质。再有，从出版行业到市场都在鼓励和嘉奖快速地生产，而不是奖励生产出高品质的产品。如此说来，读者似乎也有一定责任，因为大多数读者不再追求精细与高品质的阅读物。当然，我们不可以把行业问题的责任外推给读者，因为第一，读者对品质不满意的回馈和报告是不被奖励的；第二，即使报告了也常常没有结果。重要的是行业管理部门也丧失监督的责任。它们忙于参与争利，哪还有时间和精力监管出版物的品质！ 这就是你提到的体制与出版品质下降之关系的问题了。我要问，那么多“假、冒、伪、劣”图书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它们也许比假酒、假烟、假奶粉危害更大。为什么行业标准沦丧，却没有人管，这不正是行业政府管理部门应该做的事情吗？美国总统犯了错误有被弹劾的可能，至少揭得你抬不起头。谁听说过出版社因出版物品质问题而被撤销的吗？只有“出了有问题的书”才有此性命之虞。所以，这样就回到我们最初谈话的题目上来了，出版业的本质问题还在于体制。正是体制使行业政府管理部门将精力花在意识形态的控制和防御上，也就无力从事产业规划，无力去管理和惩治出版业中各种“坏”行为。这可说是第二个重要原因。
　　卢：我在想，一个人犯错，心里总会不舒服。就出版从业人员而言，生产出那许多垃圾，心里就不会不舒服吗？你看看那些大码洋、低折扣书，看看那些错误百出的辞书，看看那些粗制滥造的翻译读物。
　　刘：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三个原因：从业人员职业操守和素养的下降以及社会大环境因素。说到这里，沈昌文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追忆“文革”后一大批优秀翻译作品的产生，原因之一竟是“废物利用”的结果。那时很多翻译大家、作家、学者都被打成阶级敌人，让他们做点翻译工作，“废物利用”，有时间，不出漂亮的活儿才怪呢？如今翻译差，原因之一自然有人的因素，还有就是翻译作品不作为学术成果，评不了教授、研究员。可见人的问题不单是个体的问题，到底还有一个社会大环境的问题———社会不奖励为极品而工作的人。还有翻译稿酬很低，也是导致品质下降的原因之一。 我想从人的心态而言，无论读者、作者还是翻译者，是否都越来越远离一种传统？愈益急躁，想发财想出名，本应取之有道，现在却顾不上了！记得小时候，直到大学毕业的年代，作品印成铅字作者有神圣感，外人也羡慕，现在可好，你还能见到不会写书的人吗？过去虽然印刷技术不如今天，在制作的其它方面却都十分认真，差错率极低。 文化是神圣的，是有传统的，如今却是一个文化产业化、知识大众化的年代。精神的高尚正在被金钱的庸俗所取代。就拿学术书籍来说，其中亦有一半是垃圾！ 所以，由上面谈到的几点，最后或可推出问题的一个社会文化大背景原因。但愿在转型期完成之后，社会不再鼓励粗制滥造，有品位的产品应得到嘉奖。
　　卢：在这个过程中，民间书商也参加了粗制滥造的队伍，生产无流程，无标准。
　　刘：为什么民营出版商无流程、无标准，因为流程和标准意味着成本，而在一个垄断行业，如此意味着无法获取利润。而公权掌握者的心态是：只要不危及统治和稳定，其它都是小问题，或者说都无暇顾及。而且，即使出了问题，一般可以用金钱“摆平”，也就是说，管理部门容易成为行业坏行为的合谋者。
　　卢：可否举出例子？
　　刘：几乎所有问题都可用钱来“摆平”。没法举例子，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大到“有问题”的书出版后遭查禁，小到买卖书号。为什么这种腐败在其它行业被广泛曝光，在出版业却无媒体曝光？归纳起来，可以说，是行业垄断、意识形态控制加上畸形的市场化，导致了出版业的许多怪现象，影响了出版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健康发展。说得再重一点，种种行为正在毁我民族文化大厦的基石，后人总有一天要算这个账。
　　卢：算是你一家之言吧。

　　《中国青年报》　2004年11月11日

论中国出版的非出版因素

　　再跟一篇也算是相关的：
　　《论中国出版的非出版因素》
　　张思砚

　　5月12日的桂林。朝晨的一场大雨打乱了“第十四届全国书市”的开幕典礼，却没有打坏掉参与者的兴致，位于“甲天下会展中心”的展场摩顶接踵，挤得水泄不通。此次参展图书共16万种，“展位规模、参展出版品种皆创新高！”5月14日，开幕三天，订货码洋突破10亿3千万人民币，超过上届！再过三天，上海代表团订货码洋突破1.1亿，展现雄厚实力！5月23日新华社报导，为期10天的书市落幕，订货总码洋10亿3千5百万，参展人次超过百万，双双创下历史纪录！　
　　相关数字十分可观，也很矛盾，前三天做了99％的生意，后九天交易跌到谷底。事实上，数字是用来公布的，少有人会在意，因为“订货码洋”，绝大多数只是表明“购买意愿”，真正钱入出版社（包括由新华书店承销，供民众现场购买者），都还不知何时？甚至有无可能呢？

　　[b]开高走低，震荡盘整[/b]

　　中国的出版，一如“全国书市”，乍看花团锦簇，实则矛盾重重。以全国年度新书产量来看，短短几年，已从10万种不到一路攀升到18万种左右，“数目的成长显现竞争的激烈，竞争的激烈，加速品质的改善”，这是正常的市场经济定律，落实到书籍选题、组稿、编辑、装帧设计，都应该有大幅进步才对。然而不然的是，除了少数“拔尖”之作外，整体而言，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出版产业所呈现的却是开高走低，震荡盘整的格局。原因无他，主要还在于“非出版因素”的影响。
　　所谓“非出版因素”，指的是“影响出版经营的非专业因素”，换言之，也就是人事、生产、行销的调整不以“出版专业”为主要考量，因而所导致的后果。从现代企业经营来看，“人”永远是最重要的因素，“把对的人放在对的位置，让对的人作对的事情”，几乎就是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此所以现代企业无不透过公开征选、高薪礼聘甚至挖角，也要把“对的人”找来的原因：人对了，一切都对了；人错了，就不可能搞对事情。就出版产业而言，其文化含量高，制作生产犹然留有“手工技艺”的痕迹，“人”的因素相对更为重要，此亦所以中外出版事业更容易因一位社长、一名总编辑的去留而决定兴衰的最主要原因。
　　“中兴以人才为本”，这是老生常谈，谁都知道。然而，形势比人强，一旦整个体制让“对的人”无法到达“对的位置”，“不对的人”却常时有机会做出“不对的事情”的话，整体产业制作能力，乃至竞争力自然有限，而这，也正是中国出版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中国大陆527家出版社，都属国有，1979年开革开放之后，随著大气候的改变，也渐渐迈入了“市场经济”体制，久绑乍松，有一阵子确实欣欣向荣，在位者也竭尽全力，创造利润。然而，利润一出现，“公有制”的矛盾便出现了。首先是“利润分配”，到底归公还是归私？全部上缴“归公”，不免让人有“为谁辛苦为谁忙”的感觉；“盈余归私”则又与体制不合，以公家的资源创造私人的利润，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吵到最后，如何分配，似乎也无甚章法，多半因“关系与能力”而定，强者多拿一些，弱者分到的就少。因为国家垄断（不容许私营出版社），创造利润不难（大陆出版社，光靠出卖“书号”，便可占年营收三分之一），分配游戏且没有一定的规则，反映到实际人事，便是竞逐者众，“编辑”成了最吃香的行业之一，“出版社领导”则成为各方虎视眈眈的“肥缺”。

　　[b]官不官，商不商[/b]

　　中国出版看似营利事业，编制内员工却具“准公务员”身份，“官不官，商不商”，领导人的调动，完全由上级决定，决定的原则为何，同样没有章法，“红”与“专”何种重要？谁也说不上来，最后的结果是：做不好的未必下台，做得好的也不一定能永续经营。世纪之交，为了因应加入WTO，政策指示各省全力“造大船”，整编组织“出版集团”，叠床架屋，因人设事，使得高层出版人事倾轧更加严重，“三日京兆”的不可测风向，今日看来，似乎成了中国出版这几年原地打转的最主要原因。
　　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当属上世纪末，因“书趣文丛”一炮而红，展现无比创意与企图心，宛如天空明星的“辽宁教育出版社”。自从辽教社长俞晓群更上一层楼，升任集团领导之后，人息政亡，整体气势为之一挫，这几年来已渐行渐落，回趋平常了。新世纪里，另外一颗明星升空，2002年的北京国际书展中，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出版品，无论质与量均让台湾出版人大吃一惊，深觉“大陆赶上来了”的威胁。然而，时不过二载，社长王亚明同样高升集团领导后，群龙无首，今年的全国书市便看不出多少竞争力了。再如中国青年出版社胡守文、山东画报出版社汪家明……等，类皆一时俊彦，雄才大略，却在调动之后，或有将无兵，或水土不服而致有才难伸，书空咄咄了。
　　对的人无法在其位，伤害是隐形的；不对的人盘据高位，其伤害则是立即而明显的了。今年三月以来，海内外出版人士、读者无不张大眼睛观看“三联事件”的发展。以优良人文出版享誉海内外的三联书店，由于新任总经理汪季贤出卖几乎是三联招牌的《读书》杂志刊号，弄出了一本毫不相干的《中国公务员》，引起轩然大波。其“一主两翼”（出版社为主，“科教兴国”、“网路营销”为翼）的经营导向，不循体制，全力发展“教材教辅”的作法，更引起全国交相挞伐。网路、媒体成篇累牍讨论，出版社员工、离职员工接连上书高层领导，提供材料，揭发不轨，全力保卫三联老招牌。最后，连其行销主力的民营书店也发表公开信，表示无法苟同三联的“改革”方向，认定“毁三联者，天下之罪人也”。
　　此事社会公论已成，结果却难说。沸沸扬扬闹了三个多月，内忧外患，不孚众望的汪季贤依然稳坐其位，集团高层取证研究了半天，“还没有一个最终结论。”三联书店所受到的伤害，却已是既成事实了。

　　[b]坚持“党委领导”[/b]

　　“体制紊乱”造成人谋不臧，“非出版因素”影响出版发展。这样的弊病，中国新闻出版最高领导阶层也并非不知道，此次“全国书市”即以“出版转制”为论坛主题。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宣示，未来三到五年之间，除了“人民出版社”系统之外，所有出版社将由“事业单位”改制为“企业单位”。改制之后，将按“公司法”、“企业法”来确定公司结构，做强做大，好迎接即将到来的国际文化产业竞争。这样的方向自然是好的，然而，“总的体制是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业自主经营”的定位，这“党委领导”四个字，却又让人嗅出“非出版因素”的一丝味道出来。这样的“转制”，到底会不会又只是一场“造大船”的春梦，则有待时间的考验与证明了。

市场经济了，向钱看得更多了吧

早年的书也许包装印刷什么的远不及现在，但胜在内容，至少错字什么的比现在的某些书强太多。如今都用电脑，修改起来方便太多，但这方面反而不如以前扎实了，浮躁的社会，虚浮的心态啊